培善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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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一场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席卷了中国大地。这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讨论，使“潘晓”这个名字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 ———潘祎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祎“孤僻，太学生气”。潘祎在成为潘晓之前曾自杀过，脱险之后他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对于自杀，潘祎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祎自幼寄居在亲戚家，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在厂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领导见黄晓菊到处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否则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级领导却悄悄躲在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名单记下来，并在月底时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当月的奖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黄晓菊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时，她走进去问： “我能说两句吗？”众目睽睽下领导也不好让她闭嘴。

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不对，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阻拦。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最后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在厂子里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其后，她又应聘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做了一名图书资料员。但是好景不长，在这些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只有初中文化的黄晓菊很快就因为知识的匮乏和人格上的缺陷，被淘汰了。

丢了饭碗，黄晓菊似乎又感到了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时，因为和丈夫性格不合，她刚离婚，身边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

黄晓菊被辞退后，海南一家报社（《海南特区报》？）向她发出了邀请。她本以为海南这家报社是让她去当记者，兴奋得想也没想，就把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1990年？）赶往刚刚建省的海南。但黄晓菊没想到，这家报社只是想利用她的名字制造新闻效应，而根本不管她的利益。一气之下，她辞职离开了海南。

1991年，黄晓菊来到了深圳。开始，她心气很高，总想找个轻松体面的事做，但是因为她的学历不高，奔波了一个多月，还是一无所获。这时，深圳广播电台获悉了她的处境，便将她请到台里，让她客串《月亮湾》热线的节目主持人。

黄晓菊十分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按照电台要求，她一直以真名参与节目，解答听众提出的各种人生问题。而一些听众在知道了她就是“潘晓”后，更愿意和她交流，探讨人生的出路。一时间，节目反响强烈，收听率节节攀升。但时间一长，她的心理竟出现了危机。

因为拨通热线的听众大多是女性，她们都真心希望能得到黄晓菊的帮助，而她除了通过听筒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外，并不能真正为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渐渐地，她感到 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虚伪，热情也从沸点跌落到了冰点，更要命的是，她突然变得口吃起来。终于有一天，她对自己说：“该闭嘴了，我不能再这样虚伪地生活下 去！”就这样，1994年春节前夕，黄晓菊结束了四年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北京。这几年，她虽然没能积攒多少钱，但经过这段艰辛的打工生活，她终于明白了一 个道理：人生的路必须靠自己闯，而不能一味地怨天尤人。

然而，要想改变命运，黄晓菊就得一切从零开始。1994年秋，她挂靠在一家公司名下，在北京西单灵境胡同租了一个摊位，迈开了她个人创业的第一步。她得到 朋友借她的两万块钱，购进了一批毛线，又跑到农村，雇了15名农妇，分别与她们签了加工毛衣的协议。然后，她就一头扎进库房，根据编织各种毛衣所需要的不 同毛线进行配重和配色。仅此一项工作，她就整整干了三天三夜，直累得头晕眼花，手脚发麻，做完这些，她还得把分好的毛线用自行车驮到农村，分发到雇工手 里，让她们按照自己设计的毛衣样式进行手工编制。等她们做好之后，再运回来销售。尽管很艰难,黄晓菊还是用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终于在一年后赚得了5万 多元钱。孰料，由于她的业务交易平时都是通过挂靠公司完成的，该公司竟擅自将她的5万元钱挪用了！等她发现后去找，该公司已经倒闭了，再也找不着人了。这 让她又气又恨。哭过怨过之后，她又下决心要舔干伤口从头来。

1996年，黄晓菊强忍悲伤，开始了重新创业。她获悉某商场正在对外招商。于是，她便去租了一个场地。一年以后，她的月销售额迅速上升到了5万多元。此 后，她便筹划着如何扩大经营。但就在这时，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她。商场突然抬高了租金。黄晓菊因与商场有合约在先，他们不好赶人，但为挤走她，他们便想着法 子为难她。那时，商场经常搞装修，但每次装修完毕，黄晓菊的柜台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挪到最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处。

这时，有人提醒黄晓菊说：“你要想争块好场地，就得给他们送礼、请他们吃饭……”但她只想按合同办事，安分守己地经营。她越是这样，待遇越差。到了最后， 商场调整经营布局时，竟把她的专柜挪到了厕所边的过道处。她虽然咽不下这口气，但心里却在暗暗发誓：“哼，你们越想赶我走，我就越不走！”当年，她饱受人 生困惑，曾绝望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呼喊，今天，当她再次面对人生的困扰时，她勇敢地选择了面对现实，而不再是抱怨和逃避。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此后，黄晓菊又招聘了五名女孩，推出了毛衣现场加工服务项目。与此同时，她还引进了大批女式名牌服装。很快，她吸引了一大批中年女性 的关注，使得生意节节攀升。到2000年，她的年销售额一举突破了200万元，终于凭借实力征服了商场。此后，她又通过联营的方式，陆续进入了“中友”、“蓝岛”、“SOGO”和“甘家口大厦”等众多商场，并设立了七个专柜。2006年，她又在西便门外大街租下两家门面，开办了盛世天地贸易有限公司。如今，她不仅已在北京的繁华地段买下了一栋宽敞的住房，还把儿子送到了法国考察。她打算等儿子考察回来，就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法国风格的主题服装公司，和儿子一起共同打造更大的梦想。

儿子桑也行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上学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也没上大学。如今1米80的小伙，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当过门童、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上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祎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 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此后潘祎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祎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综合南方周末记者 石 岩：两个“潘晓”的命运，2007-03-28；“潘晓”如今过得怎样，今晚报2008-05-09第31版）